美國模式、日本模式還是中國模式

美國模式、日本模式還是中國模式

‧知識通訊評論 2008/08/14

王佑曾報告中認為，台灣經濟成長將在一九八○年代達到高峰後，即開始穩定下降，「即使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期間也不例外」。面對未來的挑戰，台灣必須要有「爆發性成長」，才能夠停止這種經濟下降的趨勢。

【文／知識通訊評論】 七月初，成立至今八十年的中央研究院，舉行兩年一度的院士會議。本刊曾以社論呼籲中研院要關注文化啟蒙的問題，《中國時報》也刊出社論的要旨，引起在院士會議中的一些討論；李遠哲前院長在院士會中發言，關注焦點是院士選舉在地化是不是降低標準的問題，沒有觸及文化啟蒙的問題。 在院士會議的議程中，原就排定了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名譽教授王佑曾院士就「台灣前瞻規劃」作主題演講，專長電腦資訊和信息通訊軟體科學理論的王佑曾，是美國工程學院院士，曾經擔任過美國總統白宮科技顧問室副主任，他在年前應聘領導一個核心智庫工作小組，實際就台灣的科技前瞻計劃進行研究。 王佑曾報告中認為，台灣經濟成長將在一九八○年代達到高峰後，即開始穩定下降，「即使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期間也不例外」。面對未來的挑戰，台灣必須要有「爆發性成長」，才能夠停止這種經濟下降的趨勢。 王佑曾根據過去各國發展例子指出，要保持一定比例的經濟成長，除了有穩定的人口結構，還要有原創性的高科技產業與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這也才能促成國家的富足。他認為，台灣面對了不利的人口結構，要讓經濟保持一定比例成長，維持現有生活水準都不容易，更不要說提升經濟成長。因此提出了六項導向早期技術，以及兩項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作為「台灣前瞻計劃」的起步。 在王佑曾報告後的討論中，與會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提出了一些想法。他說這個計畫很好，也使他學到許多東西，不過這個計畫是過去政府開始的，現了台灣有了新的政府，未來幾年，台灣與大陸要有密切的關係，情勢會有不同，但是報告中對於這個發展，並沒有提出新的看法。 後來這個討論在《中國時報》有簡短的報導，報導中說楊振寧對於在院士會提出的台灣前瞻計劃發展方向，認為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經濟與學術研究。他以為此法不可行，應該以東方文化作為發展的依據，就他觀察，日本以東方文化為基礎的結果是，其學術與科學成就並不亞於美國。 《中國時報》的報導也說，『但提出「台灣前瞻計劃」總主持人王佑曾院士不同意楊振寧說法。他舉數字反駁說，二次大戰以後，九成以上的新興產業都是美國創立的，因此美國那一套才是經濟與科學發展較好的方向。』 楊振寧當時特別強調的，是現今世界上的科技發展，有兩個成功的例子；那就是美國和日本，但是他認為這兩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和過程完全不同，而許多人沒有注意到的，這是因為美國與日本的教育哲學完全不同的緣故。 在美國教育研究超過五十年，過去也多次提出他對這個問題看法的楊振寧認為，美國的教育對一般素質的人比較不注意，特別注意的是最優秀的人才，給予他們最好的發展條件，而美國過去的發展，又是大量由全世界吸收了最好的人才，因此有這樣成功的發展結果。 楊振寧以為，一般人提到學術的成功，常常指的是得諾貝爾獎之類，但是就一般教育對於國家的貢獻來講，日本由戰後發展到現今的這樣一個水準，可以說是驚人的成功。而這個成功道理的背後，與教育哲學有密切關係，他說這種東方文化的教育哲學，台灣與大陸和日本比較相近，與美國和西方模式大不相同，而這種教育哲學也不是幾天就能夠改變，如果不能了解這一點，就會要走錯路的道路。 楊振寧還提出來，如果看全世界的中學科學競賽，亞洲的成績普遍的要超過美國，他也以自己在這次院士會住處碰到的一個生命科學方面院士為例，這個台灣新竹中學畢業的院士告訴他，他們學校開同學會，其中科學方面成功的人比例很高，楊振寧說在美國的中學，很難找到有那麼高比例科學成功的畢業生。 其實這種對於教育所帶來貢獻的看法，楊振寧在中國大陸也提過。他曾經公開表示，中國大陸大學教育相當的成功，因為相對來說，一個北大和清華畢業的學生，對於中國的貢獻，要遠超過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生對於美國的貢獻。他也一再強調，得到像是諾貝爾獎或是數學費爾茲獎之類的科學大獎，其實對社會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楊振寧的這種看法，在當今大陸對於自己教育文化極端不滿的氣氛下，並沒有得到普遍的支持，反倒是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大力批判大陸大學教育的論點，得到許多的共鳴。 在《中國時報》的報導中，也提到『針對楊振寧舉台灣的高中生畢業後，一旦日後成為成功人士，多熱中「參加同學會」，與老友重聚，西方則少見，並以此說明東西文化差異，王佑曾認為頗為荒繆且無科學根據。他說，與其問「為何美國成功人士不出席同學會？」，不如追究「為何那些人會在美國土地上成功？」，並詰問「為何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無法成功？」』 其實王佑曾的論點，正是今年院士會中討論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正是所謂文化啟蒙問題的癥結所在。用「那些人為何在美國會成功」，以及問「為什麼那些人在自己的國家無法成功」的思維，來認定只有美國那個標準是成功的，並且在思考經濟和學術教育發展時，都以美國的模式為標準，正是文化啟蒙問題的核心所在，也是過去許多作為造成問題的原因。 如果以文化傳統來看，台灣或是大陸過去學術發展的不夠成功，有歷史和經濟條件的因素，而面對未來學術和文化發展，考量文化啟蒙以及對自身環的貢獻，採取何種模式顯然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八月號第七十期，訂閱知識通訊評論電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