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October 24, 2007

Hong Kong 1997

 維多利亞港水波浩淼,遠洋貨輪、小型舶船不停地穿梭海港,香港啟德機場平均每三.七分鐘有一架飛機升降,而港口則平均每一.四分鐘就有一艘船進出香港,使香港成為全世界最繁忙的貨運港。


維多利亞港水波浩淼,遠洋貨輪、小型舶船不停地穿梭海港,香港啟德機場平均每三.七分鐘有一架飛機升降,而港口則平均每一.四分鐘就有一艘船進出香港,使香港成為全世界最繁忙的貨運港。
 為了提高空間效率,私人經營的貨櫃碼頭公司,建造六層高的貨櫃集散站,並獨創全新的電腦軟體管理,電腦連線的電訊網路也使控制員能夠監查船隻和貨物裝卸情形。這些管理使得葵涌碼頭每公頃的堆放密度,是紐約港的七倍,高雄港的二倍。
 為了提高貨物流動的速度,廣州一位台商形容:貨到,要卸貨費;貨上卡車,要上貨費;進倉庫,要錢;上櫃,要裝櫃費;貨吊上船,要上船費,每一樣都是錢。
 「有時給他們收得很氣,沒有在講人情,講交情,」也是台商的順麗鞋業負責人徐佐廷忍不住說。
 很小的地方處理很多貨櫃,因此必須用最科學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現在香港平均每三秒鐘可以裝卸一個二十呎貨櫃,十五年後新碼頭完成,平均每秒鐘就可以裝卸一個標準貨櫃。「做生意,量多,賺了是自己的,」香港理工大學商學系副系主任劉佩瓊一語道出關鍵。

 


不同於新加坡是來自政府高度專業和介入式管理所形成的效率,香港效率來自政府少管、制度簡單,推動效率的巨輪是「金錢」。
 海港是香港唯一的天然資源,也是香港經濟的生命線。香港近九成的貿易活動透過港口進行,港口與港口有關的業務佔本地生產總值的二○%,所雇用的員工佔全港工作人口的八分之一。

早上和亞洲做生意,下午和歐洲做生意,晚上和美洲做生意。「香港人一天激戰二十四小時,」香港旅遊協會公共關係部經理黃兆雄形容,香港人是停不下來的。

八○年代開始,香港製造業大量移往廣東,珠江三角洲成為香港製造業的腹地,「前店(香港)後廠(珠江三角洲)」的分工型態已經多年,以解決香港土地和勞工 不足、昂貴的問題。香港投資海外的廠商中,九○%在中國大陸,其中九成資金在廣東省。單單是在廣東,港資企業超過二十五萬家、雇用勞工超過三百萬人,幾乎 是香港本身製造業人數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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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香港接軌大陸腹地

小龍將變巨龍?

作者:鄭一青

出處:天下雜誌 第193期 1997/06/01 出刊

效率、便利、國際化,香港原本就有的競爭優勢, 加上大陸廣大的市場腹地與中共在國際上日益強大的影響力, 使得香港在九七後,成為更令人心動的經濟磁場。 但中共政權可能帶來的貪污、腐化與人治官僚文化,也可能扼殺香港原有的法律秩序與經濟活力。

多年前許多人預測,香港九七大限,資金外逃,房市崩盤,經濟崩潰。
 但香港在經歷了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以來,百萬人移民潮後,迎向九七的經濟局面卻是移民回流、房地產高漲和慶祝九七行情的股市。
 「不是香港大限,是香港無限,九七之後有無限的機會,」曾任香港花旗銀行副總裁、中興匯寶公司總裁譚兆璋難掩興奮,反映許多香港企業人士共同的樂觀。
 歐美許多重要媒體卻吹奏著香港悲觀的主調。美國財星雜誌指出,對香港經濟威脅最大的不是來自中國,是來自香港內部。「如果香港會死,一定是因為自殺:年復一年緩慢的絞刑——經濟成長不如預期,而資金卻不斷移出,」財星雜誌預言。
  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許多經濟指標比英國還傑出。小小的香港已是世界第八大貿易體,排名僅在七大工業國之後,也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從一九八五到九 五年,轉口貿易平均每年增加一八%,整體貿易成長近六倍。世界排名前一百大銀行中,有八十五家在香港經營業務,八百多家跨國公司設立區域總部,是亞洲最大 的向外直接投資者。
 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在政權回歸中國大陸之後,是會結合大陸的資源和市場,如虎添翼?抑或慢慢從世界經濟的重鎮之一,萎縮成大陸的眾多城市之一?香港競爭力會換檔前衝,還是慢慢踩煞車?
 許多評論者認為關鍵在中國大陸。
 「香港優勢在於它最靠近大陸,」巴西出口商葛南.派翠在四月中的廣州春季商品交易會中毫不猶豫指出,派翠在中國南方下單的工廠,很多都由香港人經營。
  八○年代開始,香港製造業大量移往廣東,珠江三角洲成為香港製造業的腹地,「前店(香港)後廠(珠江三角洲)」的分工型態已經多年,以解決香港土地和勞工 不足、昂貴的問題。香港投資海外的廠商中,九○%在中國大陸,其中九成資金在廣東省。單單是在廣東,港資企業超過二十五萬家、雇用勞工超過三百萬人,幾乎 是香港本身製造業人數的十倍。

香港玫瑰園計劃

 中國大陸已是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夥伴。香港外來投資中,二○%來自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貿易也佔整體貿易的三六%。
 「沒有中國改革開放,沒有珠江三角洲,絕沒有這十年香港經濟的蓬勃發展,」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唐英年指出,七月一日之後,「會連接得更密切,機會也會更多。」他表示,許多人看到這個十二億人的市場,希望通過香港到大陸去。
 香港企業界在中國大陸找到新戰場,從華南一直往華中、華北拓展。當台灣宣布禁止台商投資大陸基礎建設時,香港商人早積極投資大陸的基礎建設,如深廣公路最大外股為港商胡應湘、投資南沙深水碼頭和虎門大橋的為港商霍英東(亦是中共政協副主席)。
 「在政治上,香港被大陸收編;但在經濟上,是香港把大陸收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王家英指出。
 香港既是世界望向大陸的窗口,更是大陸望向世界的窗口。
 很早就到大陸的台商陳靖表示:「拿了香港,對大陸太有利。拿香港做模範,給大陸學習的地方。」
 鄧小平曾表示:「要在大陸搞出一打香港。」
 香港已成為大陸向全世界籌募資金的地方。到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國營企業已達到二十三家,先後集資二百六十九億港幣。一旦大陸的市場與香港的金融、國際化和現代化管理結合,對大陸影響力將非常驚人,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觀察。
 「台灣人總說要維持現狀,但現狀維持了嗎?」曾任海基會副祕書長、東吳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石齊平,看著這幾年兩岸三地政治、經濟力量的消長,忍不住焦慮:「再任兩岸關係像現在這樣走下去,台灣未來經濟發展會錯失許多最佳機會。」
 大陸對香港的影響是好?是壞?外界的疑慮沒有停,但香港內部加速推動各種基礎建設的腳步也沒有停。不論是在交通、金融、電訊方面,香港不斷鋪設加速競爭能力的基礎建設。
 九七前的香港,彷彿壓抑了十多年的不確定感,要在政權移轉前發揮所有能量。

高度流動的城市

 全香港都在動,從維多利亞港到大嶼山,從九龍到灣仔,處處可見拆掉舊城蓋新城,打掉記憶變摩登。
 距離香港政權移轉僅六十五天的四月二十七日,暮色,青馬大橋開幕典禮中,穿著英國傳統的呢格紅裝樂隊、吹奏著英國的軍樂,代表中國傳統節慶的舞龍舞獅隨之在後,這條世界上最長的鐵路和公路兩用吊橋,像一條長臂,加速架起了香港通向世界的網路。
  青馬大橋,是影響香港未來發展極重要的新機場核心工程一部份。香港為了長遠的發展需要,擬定「香港玫瑰園計劃」,要把香港做為一個貿易中心最重要的海、 陸、空基礎建設向上升級。這個計劃包括了赤鱲角新機場、新貨櫃港、新市鎮,和一個包含多條鐵路、公路、橋梁、海底隧道的龐大運輸網路。
 四月底接通香港第三條過海隧道、五月青馬大橋通車、六月二日要完成交接儀式典禮場地的新國際會議中心,明年要取代啟德機場的赤鱲角新機場,正由來自世界各國的工程師和外勞不斷地開山填海、日夜趕工。
 各種基礎建設相繼完工,對內累積實力,對外就形成香港另一個獨特的競爭利基。
 「香港基礎建設配套能力很強,」香港貿易發展局副傳媒資訊經理邱松鶴指出,香港能從不同國家找錢、找專家、找顧問公司、找基建公司、提供融資的能力,是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地區基建配套中心的特殊武器。
 已在香港二十幾年,英籍的香港民航處處長施高理更指出,為了控制品質,工程一段段開標審查時,每一標都必須同時察查下游承造商;而同是使用英語的國際溝通能力,也使香港在做這些高難度的協調和管理時,持有極佳的利器。
 早上和亞洲做生意,下午和歐洲做生意,晚上和美洲做生意。「香港人一天激戰二十四小時,」香港旅遊協會公共關係部經理黃兆雄形容,香港人是停不下來的。
 二十小時不停做生意的香港,靠的是便宜又高效率的交通和電訊設施。
  一九七九年即完工的香港地鐵,每天有二百萬香港人在其中流動。精準的電腦控制、不同站台不同顏色的顏色系統、甚至為區隔不同方向行人而設的欄杆,都使得高 速和效率得以維持。每天夜裡成千的工人仍不停地更新、維護已逐漸老舊的地鐵,維修經費已是興建費用的六倍。「香港地鐵是香港經濟的大動脈,我們無法一天關 閉某個站台進行維修,只要遲了三分鐘,就會上報,」香港地鐵財務總監郭敬文表示。
 地鐵中,西裝筆挺的上班族不時拿起手中的大哥大,掌握每一刻做生意、談事情。香港地鐵是世界第一個可以在地鐵車站和隧道中使用行動電話的地方,單單在地鐵上,香港人每天就打出十五萬次的電話。
 香港電訊的發達,更讓香港彷彿連通未來競爭最重要的神經網路。一九九六年底大哥大電話用戶一百二十萬,估計明年底更要突破二百萬戶。

錢是推動效率的巨輪

 香港最大電訊公司、香港電訊副行政總裁阮紀堂更表示:「香港很快就可以架設資訊高速公路,讓光纖到每一棟大樓,再傳送到每個家庭。」
 香港更繼續鋪設新的金融基礎建設,希望能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去年底,香港率先在亞洲推行銀行同業支付和結算系統,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級經理陳裕宗指出,在香港的各家銀行透過在金融管理局設立帳戶,再透過國際聯網,可以使銀行之間的匯款結算不需等到下午五點,直接透過這 個系統立即支付結算,「降低因不同時區或銀行倒閉時引發連鎖反應的風險。」陳裕宗表示,銀行的風險管理,對成為金融中心非常重要。
 香港最吸引外商的地方,就在於準確的時間控制、高速度的回報。「香港人很少談競爭力,香港目標很簡單,就是要賺錢,但效率就有了,」香港商業電台記者鄭肇基表示。
 香港人形容在香港做生意是:「早上到香港簽了約,中午開了戶頭,下午開了支票,晚餐就開香檳慶祝,入袋平安了。」
 不同於新加坡是來自政府高度專業和介入式管理所形成的效率,香港效率來自政府少管、制度簡單,推動效率的巨輪是「金錢」。
 海港是香港唯一的天然資源,也是香港經濟的生命線。香港近九成的貿易活動透過港口進行,港口與港口有關的業務佔本地生產總值的二○%,所雇用的員工佔全港工作人口的八分之一。
 維多利亞港水波浩淼,遠洋貨輪、小型舶船不停地穿梭海港,香港啟德機場平均每三.七分鐘有一架飛機升降,而港口則平均每一.四分鐘就有一艘船進出香港,使香港成為全世界最繁忙的貨運港。
 為了提高空間效率,私人經營的貨櫃碼頭公司,建造六層高的貨櫃集散站,並獨創全新的電腦軟體管理,電腦連線的電訊網路也使控制員能夠監查船隻和貨物裝卸情形。這些管理使得葵涌碼頭每公頃的堆放密度,是紐約港的七倍,高雄港的二倍。
 為了提高貨物流動的速度,廣州一位台商形容:貨到,要卸貨費;貨上卡車,要上貨費;進倉庫,要錢;上櫃,要裝櫃費;貨吊上船,要上船費,每一樣都是錢。
 「有時給他們收得很氣,沒有在講人情,講交情,」也是台商的順麗鞋業負責人徐佐廷忍不住說。
 很小的地方處理很多貨櫃,因此必須用最科學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現在香港平均每三秒鐘可以裝卸一個二十呎貨櫃,十五年後新碼頭完成,平均每秒鐘就可以裝卸一個標準貨櫃。「做生意,量多,賺了是自己的,」香港理工大學商學系副系主任劉佩瓊一語道出關鍵。
 香港所有的建設和管理都為了讓速度更快,人更快速流動、貨更快速流通、競爭力也以十倍速的速度前衝。「香港把整個城市當成一個企業在管理,完全以效率和自由市場為定位,」曾任教香港、現任仰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其南分析。
 但香港這個在資本主義下高速追求利潤的社會,一旦遭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思考邏輯時,就可能引發令人憂慮的結果。
 就像在「這個精密的儀器中如果放一個慢的齒輪進去時,就按最慢的齒輪轉動,」偉漢科技(VTECH)董事總經理黃賢擔心。
 這種情形,這幾年已經開始發生。
 香港因為九七過渡,法律、制度不清晰,已失去做為衛星發射中心的機會。而新機場的興建,也因為中國大陸不讓香港浪費錢,耽誤了兩年多時間在中英商議上。

變動帶來痛苦與成本

 由於啟德機場早已飽和,因此被迫取消每星期數百班機,這個損失等於建造青馬大橋七十二億港幣的一半。「大陸不考慮機會成本、機會代價,只是考慮實際支出,」黃賢認為,中國未必出於惡意,但不懂資本主義經濟法則,也會造成香港在變化快速的國際競爭中,失去時間競爭力。
 香港的競爭力,也在它那令人迷醉的城市魅力。
  媚的眼、紅的唇、喧囂的人車、通天的大樓。香港混雜著西方與東方,揉和著現代與傳統。雖沒有新加坡的一塵不染,沒有巴黎的浪漫迷人,但是來自全世界的企業 人或觀光客,既可以在蘭桂坊中的歐洲Pub「1997」喝一杯啤酒,也可以在傳統的陸羽茶室,先打一圈麻將,再品嘗道地的廣式飲茶。既可以在太古廣場、時 代廣場等大型購物中心,買到全世界的精品,也可以在掛滿鞏俐照片的「上海灘」中,發現最亮眼的中國旗袍。
 而這種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開放魅力,不僅每個月吸引了一百萬遊客來到香港,也使得外商公司較容易尋找到願派駐香港的工作人員。
 香港海明管理顧問公司台灣分公司董事黃大鵬比較台北和香港表示,香港治安好,有人身的安全;英語到處可以通,交通便利,有流動和工作的自由,「外國人自然願意到香港」。
 城市醉人,但香港成本卻昂貴得令人痛苦,也不斷消磨香港的對外競爭能力。
 土地供應不足,加上香港人預期九七後大陸有錢有勢的人要到香港,去年一年香港豪宅升幅達到六成,創下歷史新高價,一般房價也驟升兩成。香港房租已超過東京,成為全世界租金最貴的地方。
 香港一位跨國公司負責人估計,成本高漲已使香港設立區域總部的成本,一個工作人員一年平均比新加坡多十萬美元。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陳文鴻指出,高漲的成本已使許多跨國企業將總部遷到上海、北京、新加坡,甚至深圳。
 高昂房價己使香港貧富不均更加惡化。淺水灣的六十幾坪透天豪宅,要價台幣三、四億,全香港高達一千五百輛耀眼的勞斯萊斯更把香港推上全世界勞斯萊斯比例最高的地方。
 而香港另一個角落,天星碼頭旁,幾位得了職業病而無法工作的香港人就睡在碼頭躺椅上。「我才不要住政府安排的公屋,像鴿子籠一般,睡在這裡,多舒服,」一位住在籠屋中的中年男子無奈地說。
 香港一半人口居住在公屋之中,雖具體解決中下階層的居住問題,但許多早期的公屋面積狹小,常常是一家四口擠在三、四坪大的空間中。而被稱做籠屋的房子,更是彷若棺材大小,僅容睡臥。
 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但又不是億萬富豪的中產階級就成了痛苦的夾心階層。「要命啊!我哪是中產階級,我是中下階層,一半以上的薪水都付給了房子,」在搖晃的渡輪中,望著維多利亞港旁櫛比鱗次的摩天大樓,新機場管理局資料及系統技術經理黃進安搖頭。
 炒作房地產,只是把很多的錢集中在很少的人手中,「這個危機愈來愈嚴重,有機會演變成社會的矛盾。」陳文鴻批評。
 另一隱憂則是,不斷從大陸偷渡到香港的大陸移民,除了使香港整體發展陷入無法規劃的困境,也影響香港的整體品質。
 新移民首先擠壓原本就嚴重的房屋問題,房屋署助理署長潘啟迪表示:「資源就這麼多,要滿足所有人的需求,要花很多錢,更何況背後還有十二億人。」
 其次是教育和福利資源。據估計,單是合法等待前來香港的大陸學童就超過八萬人。立法局議員張文光就指出,突然增加的大陸學童,將令香港無力應付,而使教育素質轉趨惡化。
 「錢,錢,錢,和香港人見面永遠都是在談生意,」黎巴嫩玩具商卡瑞雅明誇張形容,香港人有兩隻腳,一隻腳站在英國,一隻腳在香港,只要有生意就去那裡。
 「一百多年來,香港人都是因為買辦而生存,」曾任傳訊電視執行總編輯的陳慶源認為,香港人在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中,只追求最快的時間內賺錢和消費,「只爭朝夕。」
 也因此,香港資金都進入房地產業,不做製造業。半島針織公司董事總經理、工業總會主席唐英年指出,除了不重視長遠投資,香港研發經費只佔國內生產總額的○.一%,遠低於新加坡一.二%和台灣的一.八%。
 隨著製造業成本上升,金融服務業早已是香港經濟的主力。服務業佔香港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達八五%,製造業不僅只佔八.八%,員工人數更從最多時的一百萬人降至目前的三十萬人。

大陸將腐蝕香港?

 從九四、九五年開始,香港在廣東生產的產品也因為成本上升,失去大陸市場的競爭力。香港理工大學商學系副系主任劉佩瓊指出:「香港重新面對新的結構危機,加上香港內部成本不斷上升,轉型出現嚴重問題。」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陳文鴻認為,一旦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工業搞不好,本地的服務業就搞不起來。「單靠金融、旅遊和房地產維持不了香港的經濟規模,」他擔憂。
 唐英年認為香港應該拓展另一層面的優勢,發展成為產品研究和設計的中心。
 香港要不要、能不能在經濟結構中跳上一層,已形成特區政府的嚴苛挑戰,行政首長董建華一上任就表示,香港應該扶助工業,引進高科技的投資,但卻引來兩極的意見。
 陳文鴻批評,高科技產業不是政府說說就會起來,「香港企業不願意投資,香港又沒有高科技人才,絕對搞不起來。董辦(董建華)這麼說,表示他不懂。」
九七將屆,全球目光注視香港。
  來自英國的法新社香港特派主任理查.英格漢,曾經採訪無數世界重要新聞、親眼目睹柏林圍牆倒塌,望著落日餘暉中金光閃爍的青馬大橋,「這是一個令人悲傷的 時刻,柏林圍牆倒塌時無數人重新獲得自由,但是香港回歸卻是數以百萬人將失去自由。」他認為,香港會慢慢愈來愈像中國其他城市,法律制度的腐敗會侵蝕香港 的一切,包括經濟。
 但風雲歷歷百多年,香港升沈、起跌。單單過去三十年,香港就遭遇了三次銀行危機、二次股災及一次港元危機,但仍奇蹟似地躋身國際金融中心。面對未來「前有狼,後有虎」的國際競爭,香港是否仍能維持十倍速的競爭力?

香港都市規劃 從有限空間創造效率

 香港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城市。香港中心地區人口密度每公頃超過一千人,是第二高密度城市新加坡的五倍,東京的六、七倍。但香港卻不斷化劣勢為優勢,將高密度的缺點,轉變成香港競爭力的一部份。
 香港規劃署署長潘國城就指出,香港公共交通是全世界唯一不賠錢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密度高,公共交通的效率大,收益多。
 高密度的城市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有長遠規劃的概念。
  但八○年代開始,香港開始把環境、交通等因素考慮進去,發展大規模的新市鎮,解決了一半香港人的居住問題。香港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就一直有二十年的長遠發展 策略,八○年代時,「更把香港每一塊土地都研究、分析,做出詳細資料,」潘國城表示,他們也借用電腦幫助分析,可以馬上知道「政府效益最高」或是「環境品 質最好」該如何發展。現在,香港更因為九七回歸中國大陸,而在長遠發展方向上,將珠江三角洲,甚至南中國當成香港的發展腹地。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葉嘉安表示,香港不斷做「多功能、多層次的運用,從有限空間創造更多的空間。」例如香港大樓之間有行人走廊、大樓平台的設計,除了減少在地面流動的人口,提高車流效率,也使得商圈得以擴大,不一定只限於第一層樓。

香港不用錢也能做建設

 香港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擁有為數眾多的銀行和各種金融專業人員,在成為金融中心後,香港也充分移轉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和優勢,發展其他競爭力。
 香港的地鐵、隧道以至新機場,藉由立法成立私營公司向外融資,透過財務策略來興建、營運公共交通系統,是香港首創的基礎建設模式。
 曾任香港花旗銀行副總裁的中興匯寶公司總裁譚兆璋指出,香港充分利用政府的公信力——相信政府不會垮台、是風險和債務的最後承擔者,也就是「政府的神話」,來做基礎建設。
 香港政府首先立法成立地鐵公司、新機場管理局等,將這些公司變成獨立法人,可以用私人企業的方式聘用優秀人才來經營公司,而後進行信貸,香港政府發出知情書(letter of comfortable),不是擔保書,表示知情,但不具承擔債務的風險。
 以興建地鐵為例,政府投資只佔工程費用三分之一。譚兆璋指出,政府發行兩種貸款,一種是銀行團貸款,向世界集資,工程分成一小段一小段,以精密的金融計算,讓香港所有主要銀行都只負擔可承受的風險。
 其次是要求所有承包工程的國際發展商,所有設備必須拿到當地國家的出口信貸,建設費用則透過這些承包商向其國內銀行集資,透過這種「帶資興建」的模式將國外資金帶進來。
 譚兆璋表示香港能借力使力:借全世界最有利的力,包括資金、技術、人才,才使得香港這麼小的空間,能創造那麼大的能量。
 另一個重要的財務策略,則是利用公共交通所帶來的龐大人潮,來興建住宅或商業中心,以這部份帶來的龐大資金來建造公共工程。目前廣州、上海、北京都採用這種香港模式來興建基礎建設。

唐英年(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香港需要創造另一面優勢

 出身於紡織世家的唐英年,目前是半島針織公司董事總經理、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同時也是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立法局議員,及臨時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特區行政首長董建華在工業政策方面所仰仗的重要人物。
 唐英年從事製造業己經二十幾年,他認為從事製造業,也代表著對這個社會的長期承諾。目前大部份工廠在東莞、烏魯木齊、上海,從紡織到電子工廠都有,營業額達港幣幾十億。
 在他眼中,香港回歸大陸有更多機會,而香港未來實施一國兩治,他表示:「香港人要爭氣一點,一定要搞好,要做給台灣看。」
 一如香港許多企業人士,唐英年從做生意的角度,看大陸和香港的關係:「Business is business ,we don't care what color of money is(生意就是生意,我們不在乎錢是什麼顏色)。」
※ ※ ※
 以下是專訪內容:
 香港經濟不能只靠服務業、金融和房地產,製造業也應該是經濟重要因素之一。
 只靠金融服務業,經濟的波動太大,對一個地區的承諾也不是那麼大。今天在台北,明天在新加坡,後天到曼谷。但是一個工廠要搬,機器設備要搬,時間和經費成本都高。世界上很多小的經濟,如瑞士、新加坡、台灣,都有一個國家政策是要保留一部份資源,留住製造業。
 附加價值不夠的製造業,像鞋業和成衣,不見得要留在香港,逼他們回香港,等於要他們關門。我們主張的工業發展,是指一些跨國的產品研究中心、產品設計中心,開拓另一個層面的競爭優勢。
 要發展香港製造業,有三個問題要解決。
 第一是土地問題,很多企業無法負擔目前高昂地價,因此應該針對新工業有一些土地規劃。其次是人力資源的培養,香港大學中培養出的人都進入企業,科學技術的人才不足。最後是資金的問題,香港資金都進入房地產業,不做製造業。解決不了這三個問題,香港是沒有機會的。
 香港弱點在於香港是一個高成本的地區。長遠來說,上海會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但是有競爭才會有進步,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
 香港也不怕上海成為另一個金融服務中心,因為中國的經濟會愈來愈大,這麼大的經濟體會容納好幾個金融服務中心。(鄭一青)

黃賢(偉漢科技董事總經理):自然不爭氣,只有人爭氣

 偉漢科技是香港最大一家電子公司,生產無線電話、教育性玩具、有線電視收費系統等。董事總經理黃賢是哈佛法學博士,曾是保釣健將,也一直積極參與國際人權組織。
 一九七九年底,中國大陸剛改革,需要國際貿易和法律人才,黃賢就被中共國務院找去,成為中國大陸各中央單位的法律顧問。後來曾被羅織間諜罪,和四人幫關在同一個監獄,「隔壁是張春橋,江青就拐個彎,」黃賢回憶。
 他表示自己是上過天、下過地獄,什麼都經歷過了。「香港九七」成為世界議題,但對他這一代而言,是二十年的生活,現在一切都看得很淡,不論是看好、看壞,都有些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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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專訪內容:
 香港既歡迎殖民時代的結束,但又怕大陸的制度,經濟的差距、思想的差距,實在太大,無法想像大陸這樣水平的人來統治或干預香港。所以對香港人而言,心中極端矛盾交錯。
 商界人士很少人會公開說香港將來會不好,但是私下心裡都有些問號。香港人第一次參與政治,投機心理很強,所以覺得新的主子來了,不投靠會吃虧了,香港官員不敢得罪大陸官員,氣氛都已慢慢出來。香港商界眼光短淺的人就走捷徑,這對香港經濟有害。
 我太了解中國,太熟悉大陸的體制。希望大陸官員不要以他們的那套標準來干預香港。他們有時甚至是出於好意,例如中共表示一旦香港股市出了問題,會用外匯存底來支持,這就給了炒作股市很好的訊息。不論是出於好意或出於不懂,都會帶來不好影響。
 短期看不到什麼變化,經濟壞不了,經濟的慣性,要短時間毀掉都不容易,但怕慢慢會有些不良影響。最擔心的是法律、制度、公務員效率等都一點一滴慢慢消失。
 香港是一個連喝的水都要進口的地方。自然不爭氣,只能人爭氣。所以,香港的附加價值一定就得在別人不做或別人做不來的地方。為了生存,就得形成這種能力。就造就了一整代商業文化,節奏很快,但也變成投機性很強的社會,什麼都能炒作。
  中國南方的成本上升愈來愈快,對國外進口的產品限制也愈來愈多,再加上大陸本身解決不了貪污,走私嚴重,所以大陸市場雖然很大,但無法開發很快。香港必須 思考面對這麼大的機會,如何開拓這個市場。如果香港相對於大陸沒有優勢,慢慢就會被大陸趕上來,生存空間就會愈來愈小。大陸現在是香港的搖錢樹,但是如果 這個搖錢樹搖得愈來愈少,香港要重新尋思定位,發展優勢。 (鄭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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